前言 1967年，在一个昏暗的办公室内，李立三坐在桌前深思了许久。手中的毛笔一直没有落下，墨水滴在纸面上，迅速扩散开来，形成了一片模糊的痕迹。他不知道自己做出的决定是否正确，但此刻的他，已经无法再忍受眼前的困境。作为一位曾经坚定的革命者，李立三此时变得脆弱无力，像一根被压弯的面条，失去了曾经的铁骨铮铮，无法挺直身躯。 最终，他还是完成了自己的遗书。在最后一笔“李立三绝笔”后，他清楚地知道，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，不再有回头的余地。 第二天清晨，前来接李立三去会场批斗的小将们气势汹汹地闯入办公室，却发现李立三的遗体已然僵硬。毛主席得知此事后，收到了李立三的遗书。遗书中有一句特别显眼的大字：“我没有叛国。”这是李立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对自己罪名的最后回应。那么，李立三究竟有没有背叛国家呢？
展开剩余69%然而，这场失败的影响并没有就此结束，随着长沙的失守，国民党开始对我党其他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，洪湖、右江等地的根据地相继被摧毁。武汉、南京等发起运动的重镇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，党组织几乎全军覆没，工作几乎停摆。 不到一个月，国民党已经摧毁了十一个省区的党组织，我党的工作遭受了极大的打击。为了挽回局势，瞿秋白紧急回国，接管了中央工作，李立三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并开始向全党同志作深刻反省。大家理解他并非故意为敌，认为他只是出于好心，犯了错误，并非有叛党之心。 此后，李立三被调至对外宣传工作岗位，长时间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。直到1934年，共产国际与我党上海局的联系突然中断，这使得我党部分领导人陷入了恐慌，组织工作出现了动荡。于是，李立三被派往阿拉木图建立地下交通站，试图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。 李立三随身携带着电台和自己编写的密码本，带着两批同志前往阿拉木图。但由于当时的局势复杂，李立三在陕北苏区未能与红二十五军、红二十六军取得联系，而中央红军正在长征中，几乎与外界隔绝。为了恢复联系，李立三先后派遣闫红彦、刘长胜和林育英携带电码回国，最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，成功恢复了联系。 一封遗书 1935年秋，李立三被派往莫斯科。虽然他已经承认错误，并且得到了同志们的原谅，但他依然被排除在党权核心之外。此时的他被赋予一些紧急的工作任务，虽然为党做出了贡献，但显然不再是党的核心领导人。 到莫斯科后，李立三进入国际工人出版社，负责中文刊物的出版工作，成为了一个专注于思想和文字的工作者。1936年，他与一名俄罗斯姑娘基什金娜结婚，基什金娜为他改名为李莎。然而，这一举动让他的政治生涯遭遇了新的打击。1938年2月，苏联内务部人员将李立三带走，随后开除了他的党籍。 这一打击对李立三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。他一直试图通过自己的工作成绩来获得原谅，但没想到，仅仅因为与爱人结婚，他便被共产国际除名。直到1939年11月，李立三才从监狱中获释。然而，出狱后的他再也无法恢复曾经的领导地位，只能在出版社担任普通工人。 抗战胜利后，郭沫若访问苏联，李立三找到他，恳求道：“郭同志，我已经悔过多年，能否让中央同意我回国，我想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。如果我的身份太敏感，我愿意以党外知识分子的身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” 郭沫若吃了一惊：“中共七大不是已经把你选为中央委员了吗？怎么可能是党外知识分子呢？”李立三大喜，原来党并没有放弃他。次年，他返回祖国，担任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长。然而，命运再次捉弄了他，1967年，李立三卷入了一场风波。由于他长期在苏联工作，错过了党的重要发展时期，回国后又在东北负责与苏联的外联，身上的“苏联背景”过于明显。当中苏关系恶化时，他被文革小组扣上了“里通外国”的帽子，成为打击的对象。1967年6月22日，李立三在巨大的精神折磨下选择自杀，留下了一封遗书。 结语 李立三在遗书中真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表示：“如今我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，我无法为自己辩护。但我从未与外国勾结，希望中央能够调查清楚，还我一个清白。”1980年，李立三去世十三年后，终于得到了中央的平反，恢复了名誉。他的妻子李莎也一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书，直至2013年去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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